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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好兵”之传统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下来。随着战国时期传统的贵族社会的解体，原贵族社会文武两兼的教育制度无形破裂，所有的人现在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运气去谋求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优越地位，一是上等阶级的文武分离开始出现，文人宣扬和平主义；另一些人则成为不问政治，没有固定见解，只凭义气用事的“侠士”。张仪等依靠三寸不烂之舌牟取高位的典型文人与荆轲等专习武技的侠士就是两个极端的代表。这些人虽然学了旧贵族的武艺和外表精神，但实质已经发生改变。旧贵族用他们的才能去维护一种制度，所以并不滥用自己的才能，而新的侠士并无固定主张，谁出高价就为谁卖命，“文人”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君主则利用这些无固定主张的人去实现君主自己的目标——统一天下。当然，这时的兵依然十分重要，由于战争连绵不断，各国的成年男子几乎全部有当兵的义务，也使得战争分外惨烈。（雷书8-10页）最终，
oil paintings 天下成为一个人——皇帝的天下，所有财产均为一个人的私产，阶级的政治转变成为一个人的政治；而愿意为原来的共同体——国家而当兵的人逐渐消失，爱国主义失去了依托，皇帝只好雇佣流氓、囚犯，到最后只能靠招募少数民族的人来当兵，一般百姓便自然产生了“好男不当兵”的看法。这种无兵文化的形成，成为中国以后日益积弱，屡受外族欺负的重要原因。一些中国史学者也认为，自公元1000年后，汉族在军事上就一直处于弱势，而原来地处边缘的少数民族则往往充当了进攻性军事行动的主角。